同一个民族，不同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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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篡改历史，今天的无神论政府也可以篡改历史，不但可以数典忘祖，还可以对上帝的子民忘恩负义；对内压迫义人、悖逆祖先，对外敌视友人、称善为恶。或许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有所改观，可是我们还能停留在过去那些充满仇恨的、违背事实的教科书里吗？共产无神论的社会，称自己是文明，他人是愚昧，可事实怎样呢？所谓文明的无神论们，都到愚昧的有神论的国家接受教育、移民、投资、享受，争先恐后的获得一席之地，却也没有谦卑过。

如果你相信朝鲜的金正恩对他国民的教育都符合事实，那么你也可以相信当今无神论政府对基督教和历史的歪曲。

同样的一个朝鲜族，为什么北韩相信无神论，国民是那么的贫穷、落后，百姓活在独裁政权下暗无天日。

南韩相信有神论，超过三分之一是基督徒（40%+），国民却可以生活地富裕、自由，制度昌明、国富民强？

到底哪个是愚昧，哪个是文明？

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 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 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 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 ，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 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 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 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 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 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 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 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 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 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 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 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 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 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 （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 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 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 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 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 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 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 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 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 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 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 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 《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 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 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 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 《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 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 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 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 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 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 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 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 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 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 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 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 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 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 （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 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 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 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 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李提摩太：一位被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

李提摩太：一位被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

李提摩太夫妇（1884年）

从明末到民国初年，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著名的西洋传教士，像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傅兰雅等等。他们除了把西方的宗教介绍到中国而外，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理念、社会风俗、新闻报纸等一系列生活方式介绍进来，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名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曾经被中国人称为“鬼子大人”的传教士。

李提摩太从1870年抵达上海，不久就到山东、山西、天津等地传教。在华四十五年。在传教之余，他进行过的活动有：科学和医疗普及、赈灾和开办孤儿院、办报、办学、著书立说，翻译中西书籍。此外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粱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等风云人物关系密切。并极力向他们建议开办铁路和矿业、鼓吹变法，乘晋谒光绪皇帝之机力主改革，光绪皇帝还决定聘请他担任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

李提摩太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里，除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国情外，适逢1876-1878年的华北五省的大旱灾。这就是在山西人们常说的光绪三年大旱。李提摩太先后在山东和山西目睹这次大灾的惨状。他在日记里记载道：“1878年2月2日，太原城南530里。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在那场灾难中，他问过洪洞县的知县，听说该县原来有25万人，饿死了15万之多。于是他通过教会向上海、伦敦各界呼吁进行赈灾活动，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他先后在山东发放赈灾救济三万两白银，在山西发放十二万两白银，并先后收容了大约400名孤儿。也就是在这期间李提摩太得到了一个“鬼子大人”的雅号。说“鬼子”是当时清末皇权培育的一种排外心理对外国人的统称，一律把外国人称为“洋鬼子”。又说是“大人”是因为李提摩太给人们带来了救济金。是一种尊称。后来1902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是有身份的政府官员，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大人”了。

通过赈灾，李提摩太思考灾荒和贫困的原因。于是他认为“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的需要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这就是后来他所做的科学技术普及的活动。他在数年里坚持每月一次向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人们进行的科普讲演。这些讲演的内容据他后来回忆大致有：

“ (1)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2)化学的奇迹。

(3)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

纫机和自行车等。

(4)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

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

(5)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

所看到的。

(6)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

(7)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

1 88 1年，出现了一颗彗星。我为此专门做了一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一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隶做一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有一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一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

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活动中，深感山西黄土高原为径流切割的沟豁纵横，交通十分不便。为此他设想能不能有一种能够飞行的机器，飞行往返。于是他， “认识到修建铁路面临的巨大困难，我想到飞行机器，如果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记下了它们的体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并且，根据某些昆虫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计算了它们的翅膀每分钟扇动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一种飞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对风筝的飞行更感兴趣，我想他们中的某个天才发明一种飞行器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对飞机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直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但新科学的发展进程已超越了我所能梦想的范围。”李提摩太作这种飞行的遐想的时代是在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的二十多年。可见他对近代科学技术是如何的热心和痴迷。

1882年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省巡抚。在与张之洞接触中以及李提摩太的这些科普活动，不能不深深影响张之洞后来成为洋务实业派的一生。就在他调到武汉以后，还和李提摩太有联系，并且曾希望李提摩太作他的顾问。

1886年他从英国休假回津。二次见到李鸿章，曾建议李鸿章改革教育。1890年7月，李鸿章邀请他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到，“我立即接收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他把《时报》当做向中国读者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的阵地。在任一年期间，他共写了200多篇政论性文章。后结集《时事新论》，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该书12卷，分“国政篇”、“外国篇”、“新学篇”、“教务篇”四部分，风靡一时。 仅陳忠倚辑录的《皇朝經世文三編》中收集的李提摩太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其中大多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转年，李提摩太到沪任同文书会（后改为广学会）任总干事。大量出版书刊，传播西学。就中国近代翻译外国文学的建树而言，李提摩太当属魁首。 1891年他将美国小说家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头看记略》(Looking Backward)译为中文，连载于《万国公报》。1894年，这一译作易名为《百年一觉》，出版单行本。该书传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他转而青睐传记体作品，1894年编译出版了《欧洲八帝记》，1898年又编译出版了《地球一百名人传》，宣扬个人及其发展与成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９５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则被梁启超誉为西史第一书。

李提摩太与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于1895年结识。康梁曾模仿李提摩太接办的《万国公报》创立《中外公报》鼓吹变法。李提摩太认为，他的种种建议都概括和凝聚在《公车上书》中去了，所以与康梁有那么多共同之处。他企图对强学会施加影响，将维新运动置于其轨道之中，曾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的所谓保护之下。后李提摩太需要一名中文文案，滞留北京的梁启超欣然应命，充任李提摩太的中文书记。他与其他传教士常与维新人士一起聚餐讨论改革的计划和办法。1898年，光绪帝推行变法，是为百日维新。李提摩太被批准为皇帝顾问。后来变法遭到西太后的镇压，梁启超去日本使馆躲避。他则赴津见英国公使窦纳乐，吁请各国出面援救光绪帝。但被斥为多管闲事。因形势紧迫，李提摩太从天津赴沪躲避。

李提摩太做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筹办山西大学。李提摩太早先来山西传教，是因为他认为山西的文明程度比较高。不过由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使他改变了原来的认识。

义和团运动最早爆发于山东，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默认了义和拳的存在进而鼓励他们的行动，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此期间被杀。毓贤为此被停职后很快出任山西巡抚，一些外国使节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毓贤。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

不久，慈禧太后密电各地督抚杀绝洋人。其时有健康思维并能真正从大局出发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山西邻省陕西甚至派兵护送洋人前往汉口避难。全国数十名督抚中，唯一执行了慈禧太后密电的，就是毓贤。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此后，义和团在城内散发传单、毁洋伞洋帽、逐杀不愿退出教会的教徒，当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入教，千总李富因此被杀。太原郊区的几支义和团也开始设坛拜神，杀戮教民，焚烧教堂，教民们躲入教堂避难，与前来攻打的义和团激烈交战，相互攻守之间的伤亡更加深了难以化解的仇恨。据《晋祠志》作者刘大鹏的记载，王郭村、古城营、三贤村等地的教堂被攻破之后，都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和杀戮，分别有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教民惨遭屠杀。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后来为了答复八国联军的抗议，慈禧不得不处死毓贤。

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李提摩太，他认识到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部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使得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1901年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李提摩太主持山西大学的西学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后称国立第三大学。这就是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学院、临汾师范学院等山西省高等学校的开始。

1916年李提摩太辞去了广学会的头衔，回归英国，1919年在英国去世。李提摩太是一位值得中国人怀念的传教士。

参考文献

[1]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 晚清大变局中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华读书报》, 2005年8月3日

基督教，带来愚昧还是文明？

大学来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也来自西方，那么多人到西方来留学，那么西方人是愚昧迷信的吗？西方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有神论占大多数！其中最大的就是基督教。
牛顿、帕斯卡、安培，等等等等，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

知道为什么加拿大的律师袍长得跟中世纪修道士的修士袍一摸一样？因为第一个法学院来自修道院，法官也穿修士袍。第一个医学院也是来自修道院。大学的第一个学院是神学院，所以UBC等名牌大学都有神学院。因为大学来自修道院！

 

知道是谁废掉了中国女人缠小脚吗？传教士！
知道是谁开启了中国的安全接生，大大降低了婴儿出生的死亡率吗？传教士！
知道是谁开办了中国那么多的知名大学吗？传教士！
知道是谁统一了中国的国语，创造了拼音吗？传教士！
知道是谁替许多的少数民族发明文字吗？传教士！
知道是谁建造和普及了西医的医院吗？传教士！
谁让曾经沉迷于鸦片的中国人更文明、更自由、更有知识？传教士！
谁被中国人迫害屠杀以后拿赔偿金给中国人建学校？传教士！

现代大学起源

现代大学起源

(2013-06-02 14:56:35) 转载▼



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其时教育机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如组成了系（faculty）和学院（college），开设了规定的课程，实施正式的考试，聘请了稳定的教学人员，颁发被认可的毕业文凭或学位等等。通常把1088年建立的歐洲現存最古老的博洛尼亞大學視為第一所大學，而這所大學專門從事聖經正典律法研究。第二所大學是巴黎大學，專門教授神學。從歷史根源來看，修道院是大學的雛形，直至19世紀，許多大學都是以基督教的機構來創立，不管學校是教法律、神學還是醫學。目前歐洲許多世界聞名的頂尖大學，如牛津、巴黎、劍橋、海德堡、巴塞爾等，都起源於基督教。大学传统的四大院系：神学院-法学院-理工学院-医学院

大學的學術研究也起源於修道院。修道士在修道院裡從事各種聖經和非聖經書籍與手稿的翻譯及抄寫工作。他們常對所抄寫或翻譯的不同來源的版本，作比較和討論，這種與研究相關的活動在大學裡得到延續。美國多數頂尖大學為私立大學，因為私立大學的資金方便活用且校友及企業樂於捐款，並與公立大學同樣享有政府補助。另一方面，在獎學金的資助下，優秀青年學生也以進入私立大學就讀為榮。以大學部而言，美國排名前20名的大學幾乎都是私立大學，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皆長年在各項評鑑及排名中佔居首位。這樣看來，現代大學、學院和普世教育等，都是基督教的產物。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本为执有特许状的一种社团而享有高度的自由。教者可以自由的讲授，学生可自由的研究，允许大学师生结社、罢课、罢教，自由安排课程、聘请教师或享有迁移权、行乞权、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和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 如果说，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大学的疆域则是学术与知识。教师有权竞选校长或院长，大学生更多的来自市民或农民家庭而不是贵族家庭，上大学同当神职人员一样，成为普通人子弟跻身上流社会的途径。

无神的教育是灌输式的，它基于枪杆子皇权基础上的驾驭。驾驭之网需要从高层到基层的所有节点之人才进行选拔，使全民为有限的节点耗费终身。透过科举筛选后- 大多数读书人不能被选中，而后因为所学知识并没有启发人创造自立生存的智慧，如同眼下很多电视台的选秀、竞赛栏目一样，所问问题多没有持续的价值，热闹过后，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进入皇权网络节点的芸芸读书人，耗费半生所学的东西，与生产创造社会发展等没有任何用处，这也是工农革命成功后，民众同意的曾经的工农兵大学产生的根源。"马尾巴的功能"、"赤脚医生"的产生是有基础的- 那就是2000年皇权体系下，文士与法利赛人坐在皇家的车上出谋划策的无神的谋士阶层，其并不能使民族的四轮大车不能转向的问题找出来的背景下，胡栓烂捆的伪学问不能服务社会、服务生产、服务民众的历史。事实上，四轮马车若能自由运行，只缺少转向轴-耶稣。

转向轴---他不是轩辕、他不是车轮、他不是驾车的、他不是马、他不是车厢、他也不是輗軏、他更不是坐在车厢里的文士与法利赛人，他是神子耶稣-使车体各个环节的心力时刻与其同步。




拿来主义若不在神里面，拿来的往往不是根-而是活水上的漂浮物。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杜威以宗教不当占学校课程之一部份，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给新思想运动以莫大影响，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以实验主义做他的思想中心，处处叫人抱着『为什么』的怀疑态度。宗教是感情的产物，不能用『为什么』的理智来分析，以为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谓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东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学才是万能的。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钱玄同的疑古，...当时青年学生界，莫不跟着他们跑：我们看他们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后来才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

基督教会19世纪在中国创立的大学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数量不多，起点很高。......何亮亮：1952年的中国，一面在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战停停，进入了战争胶着状态，一方面开始接纳“老大哥”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国内民众明显地感受到了对美帝文化的排斥和对苏联老大哥文化的尊崇，这其中就包括遵照苏联模式调整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为了适应新中国急需工业建设人才的需要，原本综合性的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和理科都被划走，成为了一所工科大学，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北大的政法、医学、工学等也被划拨到其他学校，还有一批高员不但院系被划走，而且校名也从此在中国大陆消亡了，像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中国究竟还有没有大学？中国说，没有一流大学，但最近有一个校长就说，中国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设一个标准，比如讲，排名，这当然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搞了一个排名，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排到200名以外，在世界排名里面，排不上号，后来中央政府投了很多钱，像三国里的曹操，把小舢帆用铁链子圈在一起，以为是做出了一个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在这三次的毁坏里，大学已经是“失魂落魄”了。

大学的产品是学生，资本家工矿的产品是衣食住行用品，矽谷的产品是电的闸变的灵魂，神的脉在所有的设计中。没有资本家愿意自己的产品缺少竞争力，没有政客愿意自己达不成资本家的满意度，没有哪所大学愿意输出给社会不合格的学生毁掉自己的名声。社会提供给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机会，大学生给社会带来创造力并公民的道德水准，神给人类以不断创造的灵感。美国今天文盲增加，是因为在1837年HoraceMann推动设立公立学校，隐藏的目的是要把圣经教育从学校中删除。此后公立学校脱离基督教的影响，而文盲则不断增加，以至如今有四千万人是文盲，另外有三千万人是「功能性文盲」，几乎不识字。

大学所坚守的大学精神是使大学成为创造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场所，成为培养智者的地方，成为人类精神资源传递和知识创造的最佳学堂，成为一个充满创造和创新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熔炉，成为一个拒绝庸俗、坚持操守、努力用思想知识、精神呼唤社会良知，引导社会前行的精神家园。我们无法直接引用圣经，说耶稣赞成民主政治，但圣经里的三个启示，却是民主的根基：


[1]神是人类的圆心，如同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光是耶稣；生命从神而来，所以人人平等，如同太阳系各大行星之间的关系；

[2]人都有罪性，倾向于犯罪，因此不能赋予一个人太大的权力，他的罪性必须受到制约。围绕人的圆心运行，是人类本有的罪成为行恶的根；

[3]政府的权柄是神所给的，为要赏善罚恶。


教育-不能没有神。

传教士给中国建立了哪些名牌大学？

传教士给中国建立了哪些名牌大学？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作用的评价，中国人最权威最常见的定义，就是他们是作为西方枪炮的先声力量来搜集情报、帮助瓜分中国的，再说的具体些，就是先遣队、探子和情报员，以及文化侵略，给中国人民喂精神鸦片，似乎传教倒变的无关紧要甚至仅仅是掩护和幌子。这些情况是否存在，论者应当以事实说话，这里谈谈传教士给中国建立的名牌大学，看我们的母校是否在其中。如果不在，多半就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东吴大学：
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上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其主体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燕京大学：
燕大有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著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黄笃修（淘大品牌创始人）、杜联喆、房兆楹夫妇（著名学者）、沈昌焕（中国外交教父）、谭其骧和侯仁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李慎之（社科院前副院长、周恩来秘书）、俞启威（1949年新政权的天津第一任市长）、中国前外长、大陆恢复联合国地位后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等。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齐鲁大学：
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化学三系并入今山东师范大学，药学系并入今中国药科大学；文学院中的天算系并入南京大学，天文台也搬到紫金山；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组建山东财经学院；文学院其他专业并入山东大学；农业专科为今山东农业大学；医学院归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泰山医学院。

上海圣约翰大学：
创建于1870年的上海，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乃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1949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及部分文理系科)并入国立复旦大学，；1951年圣约翰大学(土建系科组)并入同济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并入今上海财经大学；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并入今华东政法大学；圣约翰大学(理科各系、教育系、中文系)并入今华东师范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参与组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并入上海交通大学。该校荣誉校友有宋子文、林语堂、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邹文怀（香港电影教父，一手打造出李小龙和成龙）、史久镛（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大法官）、经叔平（老上海商业巨子、民生银行创始人、原全国工商联主席）、吴肇光（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孙学悟（中国基础化学奠基人）、颜福庆（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周有光（汉语拼音创始人）、黄嘉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顾震隆（中国复合材料研究奠基人）、刘鸿生（老上海实业大王）、严家淦（政治家，原中华民国总统）、吴宓（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成幼殊（著名女诗人、成思危姐姐）、黄金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的英语、法语口译）、陈成达（50年代国足总教练）、黄宗英、黄嘉华（中国前驻联合国圈圈大使）、何占春（原上海纪委书记）、吴宗锡（著名评弹艺术家）、董鼎山（知名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董乐山（著名翻译家、作家）、王永年（新华社著名翻译家）、曾楚霖（香港著名演员）、鲁平（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等。圣约翰大学校友多活跃于商界、政界、文学界、外交界和医务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要影响。

之江大学：
其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184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麦卡第（MC等人创办。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之大建筑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财经系并入今上海财大，工程学院各系、文学院各系及部分数理化学系先后并入浙江大学。

华西协和大学：
1905年基督教各差会决定联合在四川政治文化中心成都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并由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和陶维新（R.T.Davidson）等人着手筹建。这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是中国牙科学发源地，享有“东亚第一”美誉，其文理哲各科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也处于顶端位置。为筹措建校经费，毕启先后15次横渡太平洋回国及在中国内地多方游说筹集办学经费，经手的中外各界捐款达400多万美元。1952年院系调整中，该校被肢解，学校医学院接收了重庆大学医学院后建立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文理哲学院被合并给四川大学，藏品丰富的历史博物馆也调整到川大；社会学系及民族学(即人类学)组构成今西南民族大学；工学院被合并给今四川联合大学；农学院被合并成今四川农业大学。

华中大学：
是20世纪上半叶华中地区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1952年改称今华中师范大学，并将其搬出，原址建立今湖北中医药大学。

金陵大学：
原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始建于1888年。1910年经各联合教会协议，由每个差会交付相当于4万美元的土地、房屋、设备、现金，提供3名教师，每年出捐助费0.24万美金。后来，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到1922年时，提供教师数增加为5名，年捐款数增加为0.4万美金。1934年，金大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了与其他国际间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颁发获国际认可之学士和硕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文学院全部及理学院主体并入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今南京师范大学；农学院主体并入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并入今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电机系并入今东南大学；理学院化工系参与组建今南京工业大学；电影与广播专修科组建北京电影学院。

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福建协和大学系创建于1915年的教会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美以美会（1939年以后称卫理公会）在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大学。1951年1月，教育部决定接办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将两校合并成立福州大学。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区内设福州大学农学院。1952年厦门大学农学院并入福州大学农学院，是今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以后改名福建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子教会大学，1915年在南京开学。第一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1928年，德本康夫人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推选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为校长。1951年，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私立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主体与南京大学合并。

沪江大学：
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上海浸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另设浸会神学院，由美国人万应远博士任院长。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分别并入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为今上海理工大学。

岭南大学：
最初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以后收归中国人自办。1952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理工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校址设在岭南大学旧址。其余学科经过合并调整，分别组成中山大学、今华南农大、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医学院。

另外，李提摩太对办山西大学的巨大贡献等，几乎举足轻重。
中国教徒办的一些学校也很有名。如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英达祖父）与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办的辅仁大学就非常成功。该校在全国高校调整过程中，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中国共产党政权里不仅包含了大量教会大学的学生，其大学的成熟系科也多由教会大学而来。将传教士的作用多归于侵略，未免过头了。

贪欲之人的坟墓

（民数记第11章）

以前看民数记，关于鹌鹑、瘟疫、击杀贪心人事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这么容易发火呢？明明是他给的鹌鹑，为什么人吃了，他就要杀？后来我终于看明白了！

首先降马呐的原则是：当天取当天所需，周末取两天所需。降鹌鹑之前，神说了会供应一个月的肉食。这样按照信心原则，和以色列人对马呐供应的经历，他们对于肉食也是一天取一天的量。可是他们却两天和一整夜，不停地补取鹌鹑（民11:31-32），这就显示了他们的不信和贪婪。他们不相信上帝会天天降鹌鹑，供应一个月的应许，他们不信上帝的话，只相信眼前的这些，所以就“趁着可以抓捕的时候，尽量多抓捕！”。眼见和信心通常是对立的，如果只会拼命抓取眼前的，就失去了信靠和交托的心，不再仰望上帝。

于是耶和华大发列怒，降了瘟疫，击杀了许多人。并不是上帝不许他们吃肉，大洪水以后是神把肉赐给人吃的，神从来不会禁止人吃肉。吃马呐也是暂时的，是为了让人学一个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希望人把道放在食前面。中国人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不是说君子不吃饭，而是道高于食，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上帝每次发火，都是因为人不相信他的话，不是一次不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信，是看到了那么多恩典和神迹以后依然不信。所以“忘恩”和“不信”总是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看到西方人不太喜欢存钱，喜欢活在当下，喜欢ENJOY LIFE。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圣经的影响，因为圣经教导人“满了一把得享安静，胜过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拼命劳碌攒钱不懂得休息、享受，是一种对上天的不敬畏和不信任。这并不是说不能攒钱，而是说过分的劳碌会让人不再仰望上帝，对上帝失去信心。上帝要人相信：他明天还会有供应，不要只看眼前。但是人不听。上帝命令人受安息日，不是因为自己要受关注，而是因为他希望人信任他，相信他的供应，所以才让人休息。休息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只有不信神的人，只靠自己的人，才会失去平安喜乐，整日劳碌不得安息。另外圣经也有教导说：“今日的忧愁今日担当，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才影响了一些西方人乐天知足的性格。整日劳碌不懂得休息享受的人通常也是容易怨天尤人的。

旧约中有许多命令，是上帝要人不要过多储存财物和食物，为的就是要人信靠他，仰望他日日的供应。你可以观察，为什么蔬菜和肉类，经过盐、糖的腌渍储存起来以后，就会产生致癌物质呢？因为这是天理，上帝不喜欢人依赖储藏，他希望人靠天吃饭，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希望人不要失去和上天的联系，他希望人看到恩典，并且相信他的供应，相信他对人的善意。什么叫不信呢？就是当人看到和享受了上帝的恩典以后，仍然认为上帝对他不怀好意。这就是亚伯和该隐的最大区别，亚伯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仍然相信上帝爱他们，他放羊就是因为他记得那件上帝给父母做的皮衣，他相信上帝不想把他们赶出来，他相信上帝有朝一日还会让他们回去。他放羊献祭，就是因为他记得上帝宰了一只羔羊，用羔羊皮做了一件衣服。他相信那是上帝爱的表示。他相信上帝对他们是善意的。可是该隐呢？他只相信咒诅，上帝咒诅地，他就相信上帝是恶意（其实是公义的结果，他也不愿意，但是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公义），该隐认为上帝一心要跟人作对，他也认了。他献祭是敷衍上帝，以为上帝需要这些，献祭打发上帝，他的心理是：“我给你这些给你进贡，你就不要再来烦我了，我知道你一心想要赶走人、咒诅人，那我就离开家一去不复返。”所有信上帝并非知道上帝，该隐也知道上帝，魔鬼也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不信上帝的善意。信，就是信上帝的善意，在感觉不好的时候仍然信。

许多到了北美的人，甚至是基督徒，并没有因为这里有医保养老、好的环境、足够的收入，他们就减缓劳碌、享受休息。他们仍然整日整夜的忙碌，有的一个人打几份工，完了还要上学（更高、更多学历）、还要照顾孩子；有了房子还要更大的，有了车还要游艇，有了游艇还要更多更大的……欲望永无止境。他们什么都想控制、什么都要抓，抓的越多越好。没有感恩、也没有满足。有句话是一个人在朋友的葬礼上说的：上半辈子用命换钱，下半辈子想用钱买命，买不到。

当然了尽责和贪婪之间还是有界限的，并非忙的人都是贪婪的，这个标准就在于你有没有休息的时候？你是不是以行动来表示你对上帝的仰望和信心？还是说你不停地忙，一直忙到自己放心够用为止？忙到根本没有和上帝交流的时候，忙得失去了安息。

我想，上帝的命令都是为了保护人，只可惜人都以为上帝的命令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劳碌过分而招致灾难和死亡的人，今天仍然大量存在，他们同样的活在神的法则之下，他们也会因贪欲而遭受瘟疫。我已经看到一些人“过劳死”，或者已经染上许多疲劳焦虑引起的疾病，他们真是可怜。他们这样折腾自己，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抓捕，并且趁着有的抓尽量抓，趁着有力气尽量多抓；结果等他们抓了许多存放好，自己就染病死了、或者病医不好、或者婚变、或者儿女不孝等等。所以，许多基督徒整日马不停蹄的忙碌，然后抱怨神让他们生病、婚变等等，或许很多情况，不是因为神给他们的不够，而是因为他们太贪婪了。所以说，贪欲之人的坟墓，今天还是存在的，而且每天都有人这样死去。

所以，不是不让你存钱攒物，而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心，不懂得休息和享受，损失的是你自己，你只是给你自己掘一个坑。

当然了 ENJOY LIFE 也可能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纵，不懂得勤劳和节俭。这些说来说去还是中庸。劳动本来是本分，完全不劳动或劳碌过分都是问题。ENJOY LIFE，或勤俭持家，这也都有个度。圣经讲来讲去就是讲一个次序、一个度。你信上帝，你就能把握这个次序，把握这个度，达到平衡的、喜乐的生活。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辩证，在各种极端之间挣扎和思考，经过种种试炼以后达到平衡。失衡是你自己的损失，上帝没有损失。上帝不高兴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到某一个教条，而是你不相信他的善意，他说了会供应就会供应，你只要完成今天的任务，做成今天的事情就够了，不要一天做两三天的事，不要总是透支、超额，过了量就是小信或不信。

所以你看看过劳死的最多的是哪里呢？就是那些佛教影响的国家，让你ENJOY LIFE，你肯吗？海外华人有多少懂得ENJOY LIFE的？即使有医保社保免费教育，即使你人到中年钱赚够了，你肯停吗？在印度人和华人的社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招牌或字样：“终年无休”。有谁逼你吗？都是自愿的，永远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永远都是在比较，永远都不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那些人挖了“贪欲之人的坟墓”。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奴隶园呢？除了西方有些恃强凌弱的人这个原因之外，还有自身的原因。

圣经是什么境界呢？保罗说，“我可以处富贵，也可以处贫穷，无论是何境况，我都可以知足，我得了秘诀。”他的秘诀就是感恩、信心。

所以说看圣经要看上下文，不要只看一段。

以色列人吃马吶的规矩是：当天拾当天的量，不可多收。圣经说，民中有人多收了，拿回去摆到第二天就烂了。但是周末可以收两天的量，因为安息日要安息，不工作。这一天收回去的，不会烂。所以说，当天拾取当天的量，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规矩，而且有人不听还受过教训。这些律法都是为了选民的利益，让他们懂得享受恩典。可是他们不吸取教训，不听话，上帝说了天天有的吃鹌鹑，一直吃到他们想吐为止。他们还是不听，一看到鹌鹑，还是要终日终夜隔日不停地抓直到筋疲力尽，说明他们还是不信上帝的应许和供应。

 

所以有人说他信他信，到底信不信？看他的生活就知道了，如果只有能力供40万的房子，非要打两份工供一个80万的，把自己忙得没空休息，这是勤劳还是贪欲？他信的就是他自己。如果这个人只有能力供40万的，劳逸结合，那么他供40万的房子就属于本分，如传道书所说：“这是你当得的份，你就吃吧喝吧。” 没那个能力还供80万的就是贪欲了，因为他不是按着自己的能力，是透支超支，以命换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不满足上帝给的恩典。这种人拿到了80万的还是不会满足，马上又会看别人200万的，直到把自己折腾死为止（不劳碌的，弄些邪门歪道非法的事情赚钱也是自己找死）。所以说即使上帝不出手，天道也能把他折腾死，因为他贪欲过盛、违背了自然规律。很多家庭就是劳碌得把自己撑满了，一点透气的空间都没有，这种家庭危机四伏，是把幸福甚至健康和生命做赌注。

 

雅各书4:13

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路加福音12：15-31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作，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31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32-34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那这两段圣经是不是说你不要有计划或者以后的事情想都不要想？不是的。这段经文是让我们要信靠、交托，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不要做了上帝那份工作。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在看到自己能力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得适得其所合乎中道，可以有计划，一步一个脚印不要跳得太快，结果也只有交托，不要过分操劳和操心，否则你只会失去安息。上帝的命令都是为了我们好，包括下文中的“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这不是说，你不这样做就不得救，而是说这是一种信心。信心大到这个程度是一个福分，这是活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只有经历神的信实和供应到一定程度你才做得到，那种生活不是苦行僧而是很洒脱的，时刻的供应，随时的奇迹，在地如天，不是想要能要的。

你要是看过戴德生的传记和一些传教士的传记，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境界。有一个传教士在山里，十四年没有见过钱，都是神给什么吃什么。看看GLAYDYS ALWARD 的传记，在俄国的时候行李全部被抢走了，在中国抗战时期，枪林弹雨之中她还是活下来了，不但没饿死也没有中一颗子弹。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那是福分，不是剥夺，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不是一种僵硬的教条。你越是学会相信和交托，受益人只是你自己。

如果你是基督徒，现在你把自己包的严严实实，存款积蓄一大堆，保险一大堆，我不会说你不得救，因信得救是千古真理，我不敢反对。我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但是你这样的做法，围墙、大铁门、钢丝网、保险，这你就把自己与神隔远了，很难经历到奇迹。如果你不练练，到了饥荒灾难战乱的时候，你就输不起，因为你根本没经历过在一无所有时神奇妙的供应。你会慌，你没底，你会觉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会手足无措甚至吓死。别说是天灾人祸了，就是一场病你可能都输不起。我是输得起的，因为我经历过。

最后一句34节很重要，“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现如今你怎么经历神呢？不用极端地卖掉财产，不出于信心的也是罪，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信心别瞎卖。你只要从小事做起，关心有需要的人，你看你给别人，上帝会不会给你？这也是一种经历。

耶稣32节的“卖掉所以财产” 跟天主教的修道士和佛教的和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要结合上下文并以经解经，并用历史中的实例！

这是一种福分而不是一种教条，是信心大到一定程度的境界。你没有经历过不会体会到有多么的奇妙！

实例在于，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他们不是苦着脸自虐的苦行僧，他们和有财产的基督徒一样快乐！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信心，是一种生命的体现，不是逼出来装出来的，不是你想要能要的。我曾经稍微地经历过那么一丁点，真的是在地如天，太多奇迹了，感觉很飘，好像上帝就在身边。这种经历可能在天灾人祸的时候有更多机会去体味，但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操练付出和给予，不是为了积功德，积功德是因为做好事很痛苦。但是出于信心的善行不痛苦，是经历神恩典和同在的机会。有多大信心就做多大的事情，不用刻意模仿别人，就是在主面前祷告，学习在最小的事情上操练交托。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把信靠、交托和付出、卖财产联系在一起呢？把积累、忧虑和小信联系在一起？因为每次给予都是获得的机会，是试验上帝信实的机会，更是操练信心的机会。所以说信心是和对恩典的认识相联系的，不管是十一奉献，还是对别人的帮助，不是因为上帝缺钱缺吃缺喝，或者要你体现自己的慷慨，而是操练你是否相信你所得的是出自上帝？你是否相信他还会给你？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关系的操练，因为任何关系都有互动，上帝让你给、让你付出、让你放下，是给你一个机会跟他互动，看他怎样回应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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